纷纷纭纭的“响一声电话”，不仅骚扰了5亿手机用户，还把媒体、政府、运营商给集体忽悠了一把。

最初，是一家地方报纸以揭黑幕的形式煞有介事地讲述：“电话吸费诈骗是新型的诈骗形式……如果事主回电话，电话将被强行吸收事主话费，一次少则30元，多则几百元。”稍后，新京报更勾勒出了一个查无实据却有声有色的高额吸费“五级利益链”。

工信部憋不住了，于是出来澄清：拨测了65个电话号码的结果证明——高额吸费“基本不存在”。

谁知，半路跳出来个金警官针锋相对，还对某报纸记者说：高额吸费确有其事。

网友们顿时炸开了锅——虽然还没看明白，确有其事的究竟只是报案呢，还是已被证实的案例。

在相关报道里，有人满腔悲愤地大喊：一会儿说有，一会儿说没有，我们到底该相信谁？

就凭这句话，即使最后此事可以水落石出，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这是一个“多输”的结果。

政府是输的。无论是工业信息化部还是公安部，经历本次事件后，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都只会有所动摇，而不会更加稳固，因为正反两方都会遭受质疑，并且，由于难以达成一致声明，还被许多网民指责是“内讧”。

用户是输的。响一声电话的骚扰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尽管许多媒体制作了“防骗宝典”来为用户支招儿，但用户已经被媒体的自相矛盾搞得晕头转向半信半疑了，最多是通过投诉渠道进行一番发泄，而不能获得实际的补偿，更难以判断信息的真假。

相关企业是输的。本次事件中，运营商和信息台已经成为众矢之的，随着关注度的水涨船高，用户已经不是在就事论事了，而是“恨屋及乌”，发出了一大堆其他的牢骚，先前的不满被放大了。

只可惜，在这一由媒体而起的事件中，媒体自身却也并非赢家，甚至是输得最惨的一方。分析一下媒体在“响一声电话”事件中的表现，就不难发现本次炒作有多盲目了。媒体紧跟热点是没错，但如果忽略了真实性，会造成多可怕的后果？《哈尔滨日报》的记者没料到，随口说说的金警官也没料到。有点像2003年的非典事件，新闻传播的不可控，让参与各方都始料不及，并因此而蒙受损失。

反思事件，可以看出这么几个症结。

第一，媒体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应如何平衡？其实，单就追求利益而言，二者并不矛盾。吸引眼球是眼前利益，而社会责任是长远利益。一个媒体是否有点击率，是表面竞争力；而一个媒体是否可信，是品牌，那可就是核心竞争力了。曾有人批判过，十九世纪风靡欧美又彻底消失的“黄色小报”，怎么一夜之间都跑到国内来了？而这些小报有了互联网助阵，更是如虎添翼。但别忘了，黄色小报的下场是让公众抓狂，让媒体彻底自我检讨和改造。

第二，在互联网快速传播加速谣言扩散的环境下，应如何进行危机公关？危机公关并不是企业的专利，而是政府也该认真学习的一道难题。公信力是需要事件来不断验证的，信息的不透明积累到一定程度，总会爆发。最近沸沸扬扬的电信资费，之所以引发众怒，长年累月的信息不透明，恐怕才是授人以口实的根本原因。

第三，精英与草根的对峙下——是否有更好的方式来进行官民沟通？这里不仅牵涉到一个如何沟通的问题（这是技巧），更涉及到一个谁出面的问题（这就是责任了）。按照官府、官企的正常反应速度，大众很难及时获得信息；但如果匆忙作答，难免忙中出乱，效果反而更糟。这里有个核心问题，就是人才储备不足，技术专家太过有限。互联网把社会划分成两个阵营，高高在上的是精英，而自下而上的是草根。因为草根的逆反心理，精英的知识很难传播开来，所以就需要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种人。是谁呢？“舆论领袖”这个概念，学传播的人应该都不陌生。如果有一些愿意并能够从精英阵营学习知识的“草根”，作为沟通桥梁，担任舆论领袖这样的角色，并借助现代信息手段，如论坛、社区、IM等SNS工具来消化和翻译枯燥的精英文化，并传播应传播的知识，是不是更易为草根所接受，从而发挥出更实在的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