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都洛阳祭

 

王永贵

1、

夕阳西下，一座废弃的城池。

 

公元547年，一个孤独的身影，牵一匹枣红色的马，徘徊在残垣断壁之间。北魏昔日的都城洛阳，在经历了一个佛教鼎盛的时代之后，又被无情的战火淹没在苍凉之中。

在洛阳残破的街巷里厮之间，你依然可以看出，当年洛阳的华贵与雍容。

铜驼街。从宫城午台门通往城南，宣阳门唯一的御道。昔日鼎盛时的官署，整齐地排列在街道的两旁。

昔日鼎盛时期的洛阳，是寺塔林立的都市。在落日时分，在地面上涂抹着，残损的建筑拉出的狭长的阴影。落寞的街道上没有行人，洛阳城内的这位不速之客，把目光投向昔日的寺院，而不是昔日辉煌的宫殿。

他，究竟在寻找什么？

 

北魏拓跋王朝分裂。从公元533年，到公元547年，时间的流逝并不久远，然而眼前的世界恍若隔世。昔日的宫殿倾覆、寺院化为灰烬、佛塔变成废墟，宫墙长满蒿草、小巷中到处长满荆棘；野兽穴居于荒阶，山鸟筑巢于庭树……

他，显然并不是一个商人，更不是一个远道而来的僧侣。

故地重游凭吊古迹，抑或发思古之幽情，也只能平添一丝离愁别绪。在废墟之间，他搜寻着、记录着、在记忆的深处，他仔细地比较着。此刻，他更像一位考古学家，在记录着洛阳历史的变迁。

他，就是《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之。在北魏的历史上，并没有留下他的传记。有关他的出身、他的经历、以及他的家事，都已经无法考证，只在《洛阳伽蓝记》中留下只言片语。

在北魏王朝148年的历史中，他和《水经注》作者郦道元一起，是硕果仅存的两位文学家。

 

杨衒之，《北史》虽没有留下他的传记。历史留下的记录，也许并不公平，当我们去寻找有关他的事迹时，也只在《洛阳伽蓝记》的扉页上，留下“魏抚军司马杨衒之撰”的字样。

在本书的自叙中，留有“永安中，衒之时奉朝请”，“定武五年，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在关于永宁寺的记录中，他曾经提到和河南尹胡孝世，一起登临永宁寺浮图时的情景。有人说，他做过秘书监；也有人说过，他作过期城太守。

在只言片语中，我们也能够寻找出，他大概的人生轨迹。按南朝士族做官途径，能够担任秘书监这样的清流，他肯定是出身于世家旺族。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秘书监只是士族才俊，在通往高层过程中，只是一个临时型的跳板。只要在官场上出现空缺，这一职务立即就会飞黄腾达。抚军司马是军旅中的幕僚，在战乱频繁的年代从军，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志存高远的人。

他曾经有过什么作为，我们已经无法知晓。也许这些并不重要，只要留下一本《洛阳伽蓝记》，按照曹丕的说法：立德、立功、立言。无论世事怎样变迁，在经历一千五百年之后，让我们透过他的文字，依然能够看到那个时代，就足以名垂千古的了。

 

 

2、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都洛阳像一个如夫人，曾十三次作为古代的都城。

在唐朝以前，那些帝国创业的开国者们，都喜欢把长安作为最初的都城。帝都长安地处关中险要，有天然崤山和潼关，“进可功，退可守”，最适合作帝国创业的根据地。

而洛阳则不同。虽说洛阳南有洛水，北有黄河和北邙山，洛阳基本坐落在平原之上。洛阳缺乏天然的深沟、壕堑、壁垒、雄关，洛阳无天险可守，在军事上成为最大的遗憾。

所以，那些开国者们，并不看好洛阳。古都洛阳的命运，更多地是作为陪都，无可奈何地沦为“如夫人”的角色。

长安作为帝国首都，但是这位原配夫人太穷。每当帝国繁荣之后，首都的人口随之增加，中央直属机构也跟着膨胀。这时候，都城长安的劣势，也就显现出来。物资的运输，资源的供给，问题就显现出来。

汉、唐时代，长安的经济并不发达。中原地区和华北，占据人口的四分之三，洛阳地处国家心脏地带，经济发达、富可敌国。

这就是为什么，隋炀帝要把洛阳做为陪都？他通过经营洛阳，修建一条贯通的大运河，把江南和华北连起来。这样就可以西通长安，在江南和华北之间，洛阳就处在中间枢纽的位置。

 

北魏道武帝拓跋圭，公元383年建国，到公元398年进入中原；在公元419年，太武帝拓拔焘，统一了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迁都洛阳，鲜卑民族统治中原经历了漫长的一个世纪。

在孝文帝统治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在文明皇太后支持下，孝文帝实施的改革阻力非常大。孝文帝把迁都洛阳作为突破口，经过了漫长而周密周密的谋划。

在太和十七年（493）八月，孝文帝以南伐为名，亲领20万大军挥师南下。军队在抵达到洛阳之后，他利用群臣害怕与南方打仗，想停止向南进军的心理，以停止向南征伐的交换条件，要求以迁都洛阳，那些来自北方的群臣只好答应下来。

“冬十月戊寅朔，幸金镛城。下诏徵司空穆亮，与上书李冲，将做大匠董爵，经使洛京。”“十九年，九月庚午，六宫及文帝尽迁洛阳。”在一番戏剧性讨价还价之后，迁都洛阳才得以成功。

随后，孝文帝任命大臣穆亮，开始修建帝国新的都城洛阳。随着洛阳的建成，洛阳也在宗国历史上，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佛教之都。

 

孝文帝迁都洛阳时，北魏正处于游牧文明，逐步向农耕文明转变阶段。选择都城必须向政治中心，以及文化中心转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统治中原，以期早日实现统一中国的梦想。

孝文帝知道：国家兴自北土，迁都平城之后，国家日益强盛。山西平城地处平城，地处山西西北大同盆地。此间为用武之地，不是实施文治，移风易俗民族汉化的理想之地。

洛阳的“崤函帝宅，河洛王里”，这才是孝文帝理想的文治之地。

 

3、

魏晋南北朝时代，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普遍流行着谈黄老、谈庄子、谈周易的“三玄”之风；而在民间，流行着道教与佛教。那个时代，更像欧洲的中世纪，虽然没有超越国界的教皇存在，但是，整个国家处于一种宗教的狂热之中。

从汉朝末年开始，中国经历了将近四百年的社会大动乱。社会动荡不安，宗教则长盛不衰。关于中国人的信仰，历来有“盛世信皇帝，乱世信神仙”的说法。佛教，自从东汉进入中国已来，到唐代这一阶段，进入一个自我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民间的狂热发展，在宫廷与贵族之间，也引起了广泛的响应。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第一次西风东渐，民族文化第一次大规模遭受了异域文化的涤荡。

 

佛教，是南北朝时期，北魏王朝的国教。

 

北魏拓跋氏起源于嫩江流域、大兴安岭北部嘎仙洞附近。在东汉末年，鲜卑民族乘北匈奴西迁，南匈奴保塞，迅速填补了草原上的空白。鲜卑民族在草原上经历了七代人，到拓跋珪时代，才“分土定居”下来。

鲜卑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要想迅速征服中原，就必须融入中原的文化，同时也必须寻找新的文化支撑点，对汉民族进行宗教与文化上的同化。这时的佛教，不仅是鲜卑族的精神支柱，也代表了当时先进的文化。

 

在草原民族的征战中，北方游牧民族的首领们，从佛教中看到一股神秘的力量。于是，他们请僧侣担任军事和政治顾问，佛教在各游牧民族首领中传播开来。北魏道武帝拓跋珪重视佛教，道武帝从攻占地区挑选出官员，让他们移居北魏的都城平城，并在哪里建造起宏大的佛教寺庙。

拓跋珪本人喜好黄老之术，喜欢通览诵读佛经。北魏的道武帝拓跋珪，和晋室通聘后开始信奉佛教。拓跋珪在对异域文化的学习中，寻找到征服中原的力量就是佛教。

拓跋珪不仅信奉佛教，每当见到沙门时都加礼遇，并利用佛教来收揽人心。他任沙门法果为沙门统，在都城平城（山西大同市）建立塔寺。他的继任者明元帝，也在平城的四方建立佛像，利用沙门来开导民俗。

对于一个草原上的民族，佛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同时它带给这个民族，在知识上、视野上、心理上、乃至风俗文化上的一次变革。

拓跋珪的孙子，太武帝拓跋焘“锐志武功”，统一了中国的北方黄河流域。后来，太武帝后来改信道教，并把年号改为“太平真君”。他听信道士寇谦之、司徒崔浩的进言，曾一度禁止佛教。

446年二月，拓跋焘对盖吴内乱用兵，发见长安一所寺院收藏兵器、酿具及官民寄存的很多财物，怀疑僧徒淫乱，并且参与内乱。于是拓跋焘下令，命尽杀沙门，并焚毁经像。在拓跋焘时代，佛教暂时的遭受了挫折。

拓跋焘的毁佛行动，在中国历史上揭开了，“三武一宗之厄”毁佛运动的序幕。

拓跋焘毁佛六年之后，太武帝遇刺身亡。他的儿子文成帝(452—465)嗣位，当即明令重兴佛教，寺塔经像渐渐修复。文成帝还以沙门师、后又以凉州沙门昙曜，沙门统并礼以为师。昙曜被任为昭玄都统，于平城西武州山开凿云冈石窟。

北魏文成帝令昙曜开凿云岗石窟时，曾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那就是将开国以来的皇帝，刻入佛教造像之中。在云岗第20石窟内，有一尊高13.7米的佛像，宽脸，短脖，宽肩，厚胸，据说这尊大佛就是北魏太祖道武帝。

云岗造像的雄伟与庄严洋溢其中，在云岗总数超过5万尊佛像中，它是其中最大的一尊坐像。这尊佛像具有一种在敦煌莫高窟，不曾见到的强劲力度。在记载北魏历史的《魏书》中可以看到：“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的表述。

北魏统治者企图通过将佛祖，与皇帝融为一体来掌握绝对的统治权。

孝文帝（471—499）时代，开始了迎像、度僧、立寺、设斋、起塔，广作佛事，并提倡《成实》、《涅槃》、《毗昙》等佛教义学，师事通晓《涅槃》、《成实》的学者道登。

孝文帝又敬信佛陀扇多，替他在嵩山立少林寺，并给与他经济上的供给。同时，在鸠摩罗什居旧居，建起一座三级浮图，并派人四处寻访鸠摩罗什后裔。

孝文帝还允许了昙曜的申请，令以所掠得的青齐地方的人民，每年输谷六十斛入僧曹做为“僧祇户”，谷物则称为“僧祇粟”，作为灾荒赈饥及寺院佛事之用。又把一些犯了重罪的人和官奴为“佛图户’，以充寺院的杂役和耕作等事。

孝文帝的举措促进了北魏寺院经济，同时也为佛教的大力发展，为社会后来的发展带来了不少流弊。

如果说，孝文帝拉开了洛阳国际化的序幕，在宣武帝则迎来了洛阳真正的国际化。宣武帝（499—515），作为新世纪的主人大兴佛教。当时有不少外国僧人来到洛阳，宣武帝建立永明寺，作为异域僧人专修的寺院。

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永明寺房舍一千余间，共住外国沙门三千余人。“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凑，负锡持经，适兹乐土，世宗故立此寺以憩之。”

当时洛阳的永明寺，不仅是北魏佛学国际研究院，同时也是北魏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住在永明寺著名佛经翻译家，有昙摩流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而菩提流支担任首席研究员。

这些不远万里前来的僧人，他们不仅带来了佛教，还为当时的中国带来异域的文化，以及中国最初的国际政治、地理常识、民俗文化，乃至国际性的文化交流。

在永明寺，当时有沙门问异域僧人，南方的国家有怎样的风俗？

南亚僧人拔陀说：“古有奴调国，乘四轮马为车。斯调国出火浣布，以树皮为之。其树入火不燃。凡南方诸国，皆因城郭而居，多饶珍丽。民俗醇善，质直好义，亦与西国大秦、安息、身毒诸国交通往来，或三方四方，浮浪乘海，百日便至。率奉佛教，好生恶煞。”

佛教的交流，不仅开阔了北魏的国际视野，同时，也促进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

一座寺院就是一所学校，一个寺院就是一个宗教研究所。

昙摩流支初到洛阳时，宣武帝不仅殷勤地慰劳；当他在内殿翻译《十地经论》的第一天，宣武帝亲自笔受，给予他以极高政治的礼遇。洛阳著名的石窟寺龙门石窟，（在洛阳城南伊阙龙门山），也正是在这时开始营造的。

随着国家对佛教的大力推行，当时佛教事业发展非常迅速。

至孝明帝（515—528）时，太后胡氏（世称灵太后）摄政,她在熙平元年（516）营造了洛阳的永宁寺塔，其规模极其壮丽。这座辉煌壮观的九级木塔，用木质结构高达90丈，佛塔上有宝瓶，高10丈，共100丈。

规模如此宏大的寺庙，如此高大的木塔，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辉煌之作。

《洛阳伽蓝记》提到，禅宗始祖菩提达摩，初入洛阳看到永宁寺，赞叹道：“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

除此之外，她还主持建造了，景明寺七级佛图，冲觉寺的五级佛图等寺院。在伊阙龙门山，也继续修建石窟寺，龙门石窟在北魏建造，先后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

在她兴建永宁寺的同年，她又遣敦煌人宋云，偕崇立寺比丘惠生，往西域朝礼拜佛迹，求取佛经珍本。宋云等历访西域十余国，留居乌场二年,到正光三年（522）冬，获得大乘经论一百七十部回到洛阳。

如果，从佛教的角度说，北魏时代社会是相对开放的。其社会开放的程度，不亚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唐朝。在当时的洛阳，出家人不仅仅是男人，女性也是当时僧侣的主要人群。

在孝文帝时代，孝文帝建造一所皇家寺院，就在当时宫城西侧，瑶光寺是一个贵族女性出家的场所。在瑶光寺“淑房嫔御，学道之所，掖庭美人，并在其中”，先后有三位孀居的皇后在这里出家。

当时胡太后的姑姑，出身官宦之家，也是在这所寺院出家。正如杨衒之所言：瑶光寺“亦有名族处女，性爱道场，落发辞亲，来仪此寺，屏珍丽之饰，服修道之衣，投心入正，归诚一乘。”

因为女性出家在当时很普遍，在永安三年的“尔朱之乱”中，尔朱兆纵兵大掠，当时有数十个秀荣胡骑，入瑶光寺大肆进行淫秽活动。从此以后，瑶光寺遭到了世人的嘲讽，当时就有歌谣流传：“京城男儿急做鬓，瑶光寺妮夺作婿。”

 

佛都洛阳，只是北魏佛教的一个缩影。胡太后在当权期间，还命各州郡修建五层浮图。一时间，北魏王朝佛教恶性膨胀。

据统计，北魏肃宗神龟元年(518)，洛阳城内有佛寺500所；到孝武帝永熙三年(534)，竟激增到1367所。在短短的16年之间，洛阳的佛寺增加超过一倍，可见当时佛教泛滥之状。

北魏各州郡佛寺，更是遍地开花，此时已有30000多所，僧尼达200万人。

北魏人口经过孝文帝改革，除了人口的自然增殖外，大力推广“三长制”、“均田制”，以“一夫一妇”，为纳税单位的租调制，三者相互配合之下，在公元520年在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的户口，已恢复并超过东汉时的水平。

武定之世，北魏有人口29，016，484人。然而在这些人口当中，竟然有200万之多的僧侣，几乎占人口的十五分之一，其中还不包括“僧祗户”和“浮图户”在内。

出家成为当时的时尚，也是人们逃避徭役税收的一种手段。

据《洛阳伽蓝记》记载：从汉明帝时期，洛阳修建白马寺开始，到晋永嘉（洛阳）唯有寺四十二所。当北魏定都洛阳之后，洛阳庙宇最多的时候，有一千三百六十七座。在《洛阳伽蓝记》中，记录下来的大型寺院，就有八十多所。

洛阳佛教之盛，正如杨衒之所说：逮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履，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下之姿，竟摸山中之影。宝刹与灵台比高，广殿与阿房等状。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

神龟二年(519)八月，胡灵太后和孝明帝，率群臣临幸永宁寺，兴之所致亲自登上九层佛图。当时的后宫佳丽、王族贵戚，都参加了这一庆典活动中。回朝后，催光上《谏灵太后登永宁寺九层佛图表》，谏胡太后身为人主，不可轻举妄动，否则上行下效，将无法制止。

也正是胡太后的大力倡导，佛教在北魏王朝才如此的兴盛。

在晚唐，杜牧曾经写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时代的变迁，让江南的寺院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其实，南朝佛教的盛行，完全不及北魏时代。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后，洛阳可以说是中国佛都，在当时也是世界的佛教中心。

 

4、

胡太后佞佛行为，弄得当时天怒人怨。在“北方六镇暴乱”之后，胡太后第二次执政时期，终于爆发和孝明帝之间权力之争。

权力之争最后的结果是，胡太后鸩杀孝明帝，立孝明帝女婴为储君，后来又改立临洮王世子元钊，让三岁的孩子做皇帝。胡太后这场政治闹剧，最后在“河因之变”中，走向了她的人生终点，同时，也开始了尔朱家族专制的时期。

 

在尔朱荣起兵之前，就拥立彭城王世子，元子攸作为新皇帝。

在“河阴之变”后，武泰元年（528年）四月十四日，尔朱荣率领车驾入朝，同时大赦天下，安定政局，改元为建义元年。从此，北魏末年历史上，一位悲情皇帝孝庄帝元子攸，登上了政治的舞台。

元子攸，初为长乐王。后在尔朱荣和元天穆的裹胁之下，登上了帝位。当孝庄帝元子攸进入洛阳，走进太极殿空荡荡的大殿之后，只有尔朱荣、元天穆，迎接他的只有一位大臣散骑常侍元山伟，在拜见新入朝的皇帝。

元子攸组织成立新政权，可是满朝文武被斩杀殆尽，当时洛阳的人们犹如惊弓之鸟。在政变后的一周之内，洛中的局势依然动荡。正所谓“死生相怨，人怀疑虑。贵室豪家，并宅竞窜。贫夫贱士，襁负争逃。”

于是元子攸发出了安民告示：

在“河阴事件”中死亡的公卿，三品以上追授三公，五品以上赠令仆，七品以上赠州牧。人死后，官爵也跟着大肆甩卖，在廉价的爵位之下，总算稳定了政局。

 

在这场政变中，尔朱荣成为最大的赢家。孝庄帝娶尔朱荣女儿做皇后，使持节大将军、开府北道大行台、都督十州军事大将军、总领禁军左右、外加太原王。后来又加上录尚书事，军政首脑一肩挑。

元子攸的傀儡皇帝，当得并不十分顺心。永安二年，元子攸的堂兄弟，北海王元颢叛乱，杀入洛阳，孝庄帝匆忙北逃。北海王元颢永宁寺聚兵，后听说尔朱荣杀奔洛阳，又匆匆向南投奔南朝的萧衍。

永安三年，也就是公元530年四月，尔朱荣平定万俟丑奴，与萧宝夤的关陇叛乱；七月又平定王庆云的叛乱。当时的太原王尔朱荣，功高震主，位极心焦，肆意夺取皇帝的大权。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孝庄帝害怕成为汉献帝第二，于是举行诛杀尔朱荣的斩首行动。

在九月二十五日，孝庄帝谎称生下皇太子，下昭尔朱荣和元天穆晋见，在光明殿孝庄帝手刃尔朱荣。元天穆也为伏兵所杀，尔朱荣世子部落统领同时被杀。下车骑将军尔朱阳代领的二十人同时被杀。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唯独尔朱世隆在山西养病，在关键的时刻逃过了一劫。

尔朱世隆闻讯，带领一千铁骑杀奔洛阳。孝庄帝急忙拼凑三万义勇，决战三天死亡无数，在不分胜负的情况下，尔朱世隆重回太原。

尔朱世隆回太原之后，以晋阳做为首都，另立太原长广王元晔为帝。尔朱家族一门自封八王，同时派尔朱兆举兵，再一次杀向洛阳。可怜天公不做美，当时黄河水浅及膝，尔朱兆偷袭成功，孝庄帝成为尔朱兆的阶下囚。

 

5、

在孝庄帝之后，孝武帝元攸继位。

 

就这样佛都洛阳，一次又一次接受着战火洗礼。在永熙三年二月，佛都洛阳的永宁寺，遭受天火的袭击，大火燃烧了三个月，永宁寺的浮图终于华为了灰烬。

在尔朱荣之后的时代，帝国进入以六镇军官，高欢、宇文泰的枭雄并立时代。高欢接手北方六镇流民之后，成为当时最大的庄家。

在永熙二年，（公元532年）7月，高欢调10万大军，攻打尔朱家族的老巢晋阳，尔朱兆退守北秀荣。在永熙二年（533年），正月尔朱兆自杀，高欢尽灭尔朱氏一族。

 

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七月，孝武帝西奔长安，投奔西安的宇文泰，开始了西魏时代。

永熙三年（534年）十月，高欢入洛阳。高欢为丞相，立清河王世子元善见为皇帝。高欢认为洛阳西逼近西魏，南边靠近梁朝边境，于是决定迁都邺城。当皇帝下达诏书，三日后整个洛阳城的居民，在元善见的带领之下，开始了四十万户，百万人口的大行军。

“永熙之变”，迁都邺城。洛阳作为佛都的命运，从此彻底走向了衰亡，但故事并没有到此彻底完结。

 

6、

 

北魏拓跋王朝分裂。东魏和西魏两个割据的政权，双方都企图吞并对方，所以，他们之间不断地发动战争。

公元536年，关中发生灾荒。高欢利用自然灾害，企图消灭一举西魏。高欢分兵三路，自己吞并率领主力，屯住蒲坂造三座浮桥准备渡过黄河；大都督窦泰率马步大军万人，直取潼关；高昂自上洛包围蓝田。

宇文泰利用窦泰，“屡胜而骄”的弱点，出奇兵于潼关左小关奇袭，窦泰全军覆没兵败自杀。高昂也被迫撤出陕西。

 

公元537年，宇文泰率领万余人，攻打下恒农（三门峡市），宇文泰在恒农“就谷”五十余天。高欢再次出兵，派高昂围攻恒农，宇文泰引兵回关。高欢屯兵许原（洛水之南）。宇文泰“沙苑之战”，大败十万东魏军兵。

沙苑大捷之后，宇文泰乘胜攻下河东铺板和洛阳的金墉城。公元538年，东魏大奖侯景攻打西魏，又再次拿下洛阳的金墉城。也就是在这次占领中，候景放火焚烧洛阳城，洛阳城内外官寺民居，所剩者十之二三。

在紧临其后，宇文泰亲率大军救援。候景布阵，北据河桥，南以邙山，宇文泰亲率大军搏杀，中箭坠马，几乎被俘。这时西魏大军赶到，反扑成功，东魏大将高昂被杀，史称“河桥之战”。

在河桥之战以后，高欢亲率精兵七千，从晋阳赶到洛阳前线。这时，西魏金墉城守将弃城而逃，东魏再次收复洛阳城。

 

从公元533年，到公元547年，在这短短的十四年中，东魏和西魏之间，有连续发动了几场战争。佛都洛阳，就这样被战火无情的荼毒，在反复的争夺战、拉锯战当中，一步一步地化为了齑粉。

大战之前的洛阳，一千三百多所寺院，就这样在战火中毁灭。根据《洛阳伽蓝记》的记载，战前的洛阳城内三分之一建筑，属于大大小小的寺院。战火无情，佛都洛阳这座城市，在历史上仅仅存在50年之久。

建筑、佛像、艺术、文明，乃至一个王朝，在顷刻之间，“墙橹飞灰烟灭”。

 

一千五百多年过去了，汉魏时代的洛阳，今天已变成一片废墟。在废墟之上，有农民在那里种田，有农民在那里建房。

生生不息的是一个民族，然而民族的历史辉煌，又在农民的犁耙锄头之下，继续养育着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北魏消亡了，杨衒之的身影，也离我们远去了。这里除了这片废墟，还有那本流传千年，至今仍然为人们喜欢的《洛阳伽蓝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