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的三国和于丹的论语据说非常火，不过这让人想起了刘小枫博士写于12年的一篇文章：《中国国家伦理资源的亏空》。这是刘比较精辟的短文，它不断提醒人们， 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感受几乎与他对基督教一样敏感。
刘认为，古代中国社会的伦理资源是由士大夫提供的，这种知识人的伦理资源不同于欧洲传统社会中由教士阶层提供和维系的伦理资源，它强调以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理念为基础的意义体系和伦理秩序。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知识人的宗教性的社会化和制度化机制，不是由组织自主的教团性的独立建制来贯彻，而是与国家的官僚集团的结合来贯彻。晚清废科举以及政制的改革，儒家知识人宗教性的社会化和制度化的基础丧失了。为了维系传统儒家理念的宗教性，儒家知识人必须重新寻找社会化的基础。
随后寻找到的是什么呢？是两种取得社会法权的“主义”，“主义”建构接替儒家理念成为制度性的文化宗教，“延续了传统的宗教性知识人与国家官僚集团结合的形式，而且使宗教性知识人群体自身相当程度地分化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在性质上已类似于教团性组织。现代中国具有社会法权的大政党均不是纯政治性的政党，而是有宗教承担的宗法性政党，它们提供对世界和人生的意义解释，规定国家伦理秩序的正当性，划定社会精神生活的方向。这样一来，政党伦理就会成为国家沦理”。
不过,随着政党伦理和"主义"的式微，精神伦理社会化也难以再靠与政制结盟的方式来继续了。而此时它又没有社会性的教团组织作为重建其社会化机制的基础（现代儒家的精英伦理正处于如此境况），刘的预测是，其命运看来就只能在如下两条路上选择：精英伦理要么向纯粹个体化的方向发展，进而日益丧失社会化的功能，把对社会伦理的制权让给大众伦理；要么，精英伦理向既存的大众伦理靠拢，削减自身中所谓“高超”的道德内涵。
“精英伦理在没落，大众知识人的伦理却在通过流俗文化扩张，这亦可视为大众伦理新样式之一。”刘小枫的说法虽然无所指，但也从一个角度在10多年前就解释了三国和论语的新解为什么那么大收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