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闻在世界范围的崛起，背后的商业力量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全球一体化，从受众接受方面的原因考察，则与自由主义、民主意识乃至存在主义、虚无主义对传统价值的解构息息相关，即公众的生活的日益去政治化。大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闻学者杰拉德·巴德斯蒂才认为，新闻最根本的变化始于十九世纪中叶，从那时开始，政治新闻开始让路于商业新闻。（这里所称的商业新闻是经济领域内，从报道技术手段上来说比较独立、客观的报道。）
不过，在中国，情况要复杂得多。事实上，中国的财经报道，即使是中观和微观的产业新闻和公司新闻也很难摆脱“制度追问”，中国记者在进行深刻的财经新闻报道方面，与政治制度方面打交道的机会要比他们的外国同行多得多，后者在财经新闻方面的追问，更多的是上溯至法律、法规。
应该说，相对独立、客观的财经报道是建立在比较发达的政治文明的基础之上，而在中国政治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改革的现实下，中国的经济报道不可能不带有浓重的政经色彩，尽管表现手法和追问程度不一，但《财经》、《南风窗》、《中国企业家》等刊物，其成功的财经报道无不与其到位而大胆的制度追问有关。
从另一方面考察，结合当前的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国的财经报道也应该主动承载起这个特殊历史阶段的政治责任，在经济报道中点点滴滴地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进步，成为时代政治文明的推动者。如果说，新闻报道是一个社会进步的生动记录者和推动者，那么中国的财经新闻当前推动者的角色意义似乎更大于记录者，至少对一部分高端媒体来说是这样的。其背后至少有如下几大原因：
一、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各项改革的先行者，使得经济报道有可能率先从经济改革返身关照制度环境；
二、经济新闻在当前的政党报刊新闻管制中相对薄弱，经济新闻更加有机会获得销售市场、政府管理和自我媒体价值的平衡，尽管从技术手段来说，这仍然很难；
三、从传播力和影响力考察。中国正进入初级商业文明社会，财富主导型社会价值观成为主流，甚至泛滥渗透至各个领域，这无疑影响了传播效果和受众接受心理。从效果看，财经新闻和财经人物的报道显然更容易受到主流人物甚至一般公众的关注和响应，其新闻背后所传达的价值观更容易获得传播和实现。
在新闻实践中，国内经济新闻的报道路径有很多选择，如有学者把中国的经济新闻报道方式分为政经类、财经类、产经类、社经类等四大类。事实上，此四类经济报道几乎每一类都会触及“制度天花板”，只不过按照报道手法和媒体属性不同，政经类、财经类、产经类、社经类的“制度追问”强度呈逐步缩小的态势，不过在另一方面，他们对民生和民众个体的直接关照程度却反向加大。考虑到中国公民生存的政治、社会环境，我们有理由认为，其中很多社会经济新闻（社经类）也可以被视为一种隐性政治追问。
不过在中国当前经济新闻中，经济新闻与政治、民生关注的对接比较粗糙，成功的报道仍然不多。经笔者初步分析，此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 宏观经济报道方面，质疑和追问的民间化。
这是因为在此报道领域，虽有部分市场媒体进入，但中央经济媒体（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中华工商时报等）和中央综合报纸仍然是重要报道力量，此类媒体的存在制度设计天然弱化了报纸的中间立场，使得政府立场过分突出的问题很难得到解决，使得财经报道传递信息、解读政策有余，而质疑和追问不足。虽然此类媒体在不断边缘化，在主流人群中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弱化，但这营造了财经报道方面 “制度拷问”民间化的氛围。也无疑使得政治、经济制度的决策、修订难以得到应有的充足反馈，以致造成经济决策的环境错觉。
对于引一发而动全身而宏观经济来说，报纸守望经济环境的角色是远远不够的，更要监督经济行为、进而推进经济、政治制度变革创新。在此方面，《中国经济时报》等是此类报纸的突出者，该报在宏观经济报道领域，对制度的反思和追问不仅比较到位，且能获得较好平衡。
二、专业主义以及转释能力不足
在公司新闻等微观经济报道方面，报道者的转释能力普遍不足，专业能力不足和专业主义倾向均弱化了其追问的能力或传播能力，萎缩了自身介入社会、干预生活的能力。和其他报道领域不同，财经新闻的信源一般具有一定的专业色彩，而受众则是不特定者，这样的不平衡性就要求报道者作为传播中间人，其重叙的能力必须到位。这是传播报道所附加的价值观的基础。
三、新的报道模式化和精英主义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没有体悟西方新闻理念本质和存在背景的情况下，当前西方媒体财经报道技巧被大量简单复制，使得很多财经新闻报道出现新的模式化，不仅丧失了媒体风格，也疏离了相当的国内实践，而在形似之下，一些痼疾也并未根本得到解决。
此外，大众理论和精英主义的兴起，使得很多报人的民生关怀日趋阶层化，下层民众的经济生存利益的代言者开始缺乏。财经报道的话语权高度集中，日益统一，日益为少数关键部门的活跃官员和活跃学者所把握，经济新闻中自下而上的言语通道被弱化或关闭。
观察家们曾认为传媒业在近二十多年里， “新闻”在社会性和政治性方面的价值正在沦丧。不过这是世界范围的事件，对于中国而言，“新闻”在社会性和政治性方面的价值几乎还刚刚开始。中国新闻业难以跨越其发展阶段，而与世界历史接轨，因为其生存的土壤本身做不到这一点。